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抗战老兵17岁加入挺进队 遭遇疯狂射击成功突围

2019-11-24 03:56:47
  

马剑老人讲述自己的抗日故事。京华时报记者 陶冉 摄

老兵档案

姓名:马剑,年龄:94岁,住址:北京市朝阳区广渠门南滨河路

学生弃笔加入挺进队

我叫马剑,山东聊城人,1921年出生,今年94岁了。我在1938年参军,同年12月入党,在部队从事政治工作。1943年10月,我因腿病入院,后被检查出肺结核、眼病,治疗了整整一年。1956年,我被调任至公安部政治部工作,1985年5月离休。

1937年,我16岁。卢沟桥边燃起战火,我跟随四叔扛起自家长枪,加入了抗日自卫团。自卫团共100多人,编成一个连队,并进行初步的军事训练。我年龄最小,同样要持枪站岗、巡逻。

1938年初,我骑车进城遇到一起读补习班时的同桌,他说:“战事吃紧,复学已经无望,头年暑期城里闹水灾,范筑先身先士卒。此番日军入侵,范筑先二儿子范树民组织了青年抗日挺进队,抵御外辱。”

范树民和我同在二中读书,高我一年级。我对他早有耳闻,便让同桌带我到挺进队。范树民上下打量我一圈说,“年纪小了点。”同学在旁称,“他个子不低呀。”范树民点点头。如此,我便入了挺进队。

我们着灰色军服,进行军事训练,范树民为大队长。党组织为争取这支青年武装,派共产党员闫戎、民先队员何方先后到队,担任政治主任和大队参谋长。他们开设政治课,为队员讲解战争形势。

遭遇伏击突破包围圈

1938年8月,为配合武汉保卫战,挺进队挑选了60名队员,开赴前线进行武装宣传。

部队移驻德州齐河县坡赵庄后,次日凌晨大家听到枪声。闫戎带我和另一人到村北头打探消息,回来时大队已经转移,只能继续南撤。跑到街口,埋伏的敌人向我们疯狂射击。

我们改向西南方撤退,周围响起枪声。我们潜进一处高粱地,敌人盲目扫射。走了约100米,我们放缓脚步,但又听到两声枪响,于是卧倒向对方还击,终于突破了包围圈。

回到司令部驻地后,我们得知大队伤亡过半。敌人派出一队骑兵,对我方重伤乃至阵亡者,采用刀劈、马踏等方式进行蹂躏。我方用老式步枪和手榴弹进行还击,范树民、何方等人牺牲。

突围后,闫戎命我和另一人,护送三名伤员回聊城治疗。躺在担架上的一名伤员叫喊着,“一定要把日本强盗赶出去,一定要报仇。”此后不久,便断了气。这声音我至今难忘。

抵达聊城,我接到六叔从镇里打来的电话称,全家人都为我着急。经大队同意,我回到马坊村。

抵制反动分裂坚持入党

那天到家后,村里面逢人就问战斗的情况。有人说“你命真大,有福不享去当兵图啥”。亲友们来家里看我,谈及我的去留,无一不为我的安全担忧。但我坚决表示想继续抗日。

四天后,我动身归队。队员情绪未稳,有几人为保命偷偷离队。而此时,国民党内一些反共人士,也想趁机分化挺进队。

一日,我同几名队友到城里,遇到一名着黄色军服的少校。他朝我们走来,问我们的年龄和学历。他说,“你们年轻人前途无量,按年纪,理应在学校读书。为救国抗日,参加了挺进队,可惜大队长阵亡,人心都乱了,你们不如到开封军官学校,我可以为你们介绍。”随后,他话锋一转说,“范筑先净用些共产党员,他和共产党不分彼此,鲁西北已红了半个天。”这时我才明白,他是在进行反共宣传,诱导我们离开挺进队、离开共产党。

次日,我和队友相约,将此事汇报给闫戎。此事更加坚定了我追随共产党的决心。几日后,有人找我谈话,征询我对共产党的看法,并向我介绍《共产党员须知》的小册子。这年12月,我正式加入了共产党。

讲述·弟弟

受影响9兄弟7人参军

我叫马怀英,是马剑的表弟。1928年出生,今年87岁了。哥哥参军离开后,南宫县一度成为敌占区。他顾及家人,8年未归也未联系,我们以为他不在了。1946年5月,大批干部被调至东北,哥哥是其中一员。部队途经临清县,距马坊村很近。那一天,我走在村里,听说村口来了两个兵骑着马。邻居说,“不会是你哥哥吧?”我过去一看,真是,赶紧跑去和他母亲报平安。

哥哥说这些年到过河北、太行山和陕西延安,我说也想参军。几天后,他带我和另一人到辽宁丹东,等待时说辽宁旅大需要干部,让我们改道过去。当时旅大是苏占区,哥哥被分配到市公安局中山分局任副局长。市委组织部长杜平知道我是新兵,他问我,“你这小鬼想干什么啊?”我答,“想学习学习。”杜平时任旅大建国学院副院长,让我去了那儿。

我在旅大建国学院只读了半年,又到警官学校学习。我们与汽车学校隔了一条马路,我得知他们毕业后能到前线,就转到了那儿。1948年底,我参加了平津战役,随后赴西北作战,参加了兰州战役。

我家中共9兄弟,7人参军,都是受哥哥影响。对于我们,他从不多说。只有一次,他致信鼓励我到前线,不要留恋大城市。他父母到旅大看他,大包小裹,他不肯用公车,到街上叫了一辆。这些年,他身教胜过言教。

讲述·女儿

右眼近失明仍坚持工作

我叫马晓真,是马剑的大女儿。1951年出生,今年64岁了。我曾经下过乡,也当过兵,大概在1970年前后,我从黑龙江北大荒到云南。部队里条件苦,战士们多数年龄相仿,挤在一间土房子里居住。每天早6点多起床,跑操、训练。我们所在的是导弹基地,也会接触技术问题,如导弹参数等。

在我当兵第三四年时,第一次有了探亲假。单程70多小时的火车,一共只在家10日。但我不觉得苦,也许和家庭教育有关。我这辈有姐弟三人,经常听父亲讲抗战的故事。

父亲是长子,早年他回家,把几个叔叔都带去当了兵。父亲在部队从事政治工作,1943年因腿病入院,会诊时发现肺结核和眼病,右眼几近失明。这样治疗一年,拄双拐回到工作岗位。调任至公安部后,父亲公差到过各地,对名胜古迹皆不清楚,每次办案即回,绝不多留。现在他眼睛只能看清人影,依然坚持用放大镜圈出标题,让旁人为他读报。

母亲也是党员,二老没刻意要求我们什么,但有些影响是潜移默化的。我们姐弟三人的工作、事业发展和个人生活,全是依靠自己创造,从未奢望或依靠父辈解决什么。他们这样不畏困苦、原则性强,这些品质是给予我们最大的财富。

本版稿件 京华时报记者 迟名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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